《茶经》成书年代考

2019-08-06 15:12    来源: 布目潮沨 【字体:

  

  饮茶这一习俗兴起于中国,后渐渐传向亚洲大陆的游牧民族,再而后传往欧洲大陆。茶文化于唐代(7世纪-9世纪)正式在中国普及,早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就曾对茶叶进行过征税。此时也是茶圣陆羽在世之时,他所著的《茶经》在茶文化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据说陆羽卒于唐德宗贞元末年,贞元末年是“贞元”年号的最后一年,即贞元二十一年(805)。陆羽所著的《茶经》,全文分为“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共十篇。内容涉及到茶的起源,采制茶的工具,制茶法,茶器,烹茶法,品茶法,茶叶历史,茶叶产地,略式之茶(茶器的使用可因条件而异,不必拘泥),茶绘等,堪称当时茶文化的百科全书。该书不仅平铺直叙地介绍各种茶类知识,还因其词藻优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若是追根溯源,日本“茶道”一词便是出自于这本《茶经》,其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作用自是不言而喻。继《茶经》之后,中国国内涌现出了许多茶类书籍。但笔者认为,这些书在各方面都无法与《茶经》匹敌。

  先前,笔者曾有幸比较过各个版本《茶经》的原文、现代语翻译、注解之间的异同,并公布于众。那时,笔者在注解之中曾对《茶经》的成书年代略述己见。即对比考察了“八之出”一篇中茶叶产地的州县记载与唐代州县名称调整的情况。“八之出”中出现的州县名,大都在唐肃宗乾元元年(758)被使用。笔者曾担任过《茶经》现代语翻译著作的主编,当时为该书作过解题的神田喜一郎博士也在他的解题中对笔者的拙见予以赞同。笔者当时在注解中叙述的看法,现在也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当时论证的资料中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旨在这里修改并加以论证。

  二

  《茶经》之中有关其成书年代的资料,除了笔者之前提到的“八之出”的地名以外,在“四之器”的“风炉”一则中,风炉三足的其中一足中刻有铭文“圣唐灭胡明年铸”,这七个字也是与年代有关的考证资料。

  在江户时代,曾开创日本茶经研究新纪元的相国寺高僧大典禅师著有《茶经详说》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这七个字的铭文加以注释,并引用唐书中“肃宗宝应元年,讨史朝义,大败之,取东京及河阳。其明年李怀仙杀史朝义,传首京师”一段。在宝应元年后一年广德元年,史朝义被杀,“安史之乱”得以平定。即他认为“圣唐灭胡”的年份是广德二年(764)。

  关于这一点,诸冈存先生在他的《茶经评释》中也进行了注释,并引用了元结的《大唐中兴颂序》。“灭胡”之年,即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弑之年,那么“明年”则是指乾元元年(758)。这与笔者通过“八之出”而考察出的《茶经》成书时间一致。

  但是,关于通过“圣唐灭胡明年铸”来考证《茶经》的成书时间这一点,神田博士在《茶经》的解题中陈述了如下的观点。“被刻在风炉足中的铭文原本只是记录该风炉的制作年代,这与《茶经》的成书时间并无联系。若是强行扯上关系的话,也只能说《茶经》的成书年代在这之后。但是即便如此,这也是确定《茶经》成书年代的一个重要证据。”因此,这个资料并不能直接确定《茶经》的成书年代,但是已经可以将时间范围缩至“圣唐灭胡”年代之后。

  除此之外,还有一份可以考察《茶经》成书年代的资料,那就是陆羽的自传《陆文学自传》。该书末尾写道“上元辛丑岁次阳秋二十有九日”,“上元辛丑”即上元二年(761),也就是该自传的成书时间。自传之中提到,陆羽将他的所有著作,包括《茶经》三卷一起“贮于褐布囊”。如果该记载可信,那么上元二年之前,陆羽就已写完《茶经》。但是和《茶经》一起被提到的,还有以下著作:

  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上中下三卷。

  这些著作,除《茶经》以外,现今皆已佚失。前文提到过,陆羽卒于贞元末年,那么这篇自传便是在他亡故四十余年前所作。很难相信,陆羽在那时就已全部完成上述著作。不得不怀疑是否是后人在这篇自传中进行了增补。因此,仅凭这篇自传资料就断定《茶经》的成书时代会有失偏颇。

  有关《茶经》的成书年代,暂有上述的各种考究。接下来,笔者将根据“八之出”中出现的州县名称,来考察《茶经》的成书年代。

  三

  《茶经》中的“八之出”记载了茶叶的产地及所产茶叶品质的优劣。其中按茶叶的品质将各州被分为“上、次、下”,而后进一步细分到州内何处(县名)产茶,品质如何。文中共出现三十六个州名,四十六个县名。唐代的行政区划采用“道州县”三级制,“道”下有“州”,“州”下有“县”,此外还有“府”与“都督府”。但是在天宝元年(742)至乾元元年(758)之间,“州”被叫为“郡”。在“八之出”中,除去“义阳郡”一例,其余皆记以“州”名。这表明“八之出”是根据乾元元年以后的行政区划写成的,这也表明《茶经》的成书年代是在乾元元年以后。

  根据新旧唐书的地理志,这唯一例外的“义阳郡”在乾元元年以后须被记载为“申州”。而“八之出”中出现的“义阳郡”,现在也无从解释,只能认为是误写。

  在“八之出”里出现的地名之中,陆羽在世时间与州县名称调整时间重叠的只有四例,具体为一州三县,根据这四例来判断成书年代。

  县名进行过调整的有三例,分别为(一)山南道金州安康县;(二)浙西润州江宁县;(三)浙东台州史丰县。

(一) 安康县

  安康县在史料中出现的记载兹略录如下:

  《茶经》“八之出”中记有 “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其注解为“金州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山南西道金州领县条载:“汉阴,晋武改为安康,置安康郡,隋改为县……至德二年二月,改为汉阴县。

  《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山南东道金州条云:“汉阴,中下,本安康……至德二载更名。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一,山南道金州条曰:“汉阴县,唐至德二年,改安康为汉阴。

  “安康县”这一县名一直被使用至至德二年(757)二月,而翌年乾元元年(758)之后写成的“八之出”中却依然出现了“安康”一名。若是乾元元年以后的话,须得被载为“汉阴县”,这里应当是有什么差错。

(二)江宁县

  江宁县在史料中出现的记载兹略录如下:

  《茶经》“八之出”中记有“淮南以光州上……润州苏州又下”,其注解为“润州江宁县生傲山”。

  《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江南东道润州领县上元县条载:“贞观九年,改为江宁县……上元二年,复为上元县。”

  《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江南道昇州领县上元县条云:“上元,望,本江宁……贞观九年,更白下曰江宁。肃宗上元二年,又更名。”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浙西观察使润州上元县条曰:“至德二年,于县置江宁郡。乾元元年,改为昇州,兼置浙西节度使。上元二年,废昇州,仍改江宁为上元县。

  根据上述史料,江宁县存在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至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期间,该县在乾元元年后留存了四年。

(三)始丰县

  始丰县在史料中出现的记载兹略录如下:

  《茶经》“八之出”中记有“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在宋咸淳刊百川学海本中,“台州下”条注“始山丰县生赤城者,与州同”,这部分的注解恐是其误注。 “始山丰县”应作“台州始丰县”,这一点已在拙译中有所说明,就不再多加赘述。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江南道浙东观察使台州条载:“唐兴县,三国时吴分章安,置南始平县。晋武帝以雍州有始平,改为始丰。肃宗上元二年,改为唐兴。

  《唐会要》卷七十一州县改置下,江南道台州条记:“始丰县,贞观八年置。上元二年二月六日,改为唐兴县。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八,江南东道台州天台县条云:“晋太康元年,更名始丰。陈隋之代废之,唐贞观八年又置。上元二年,改为唐兴县。

  根据《唐会要》与《太平寰宇记》记载,始丰县被置于贞观八年(634)至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之间。上述三部史料都提到,“始丰县”于唐肃宗上元二年改名为“唐兴县”。

  而《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江南东道台州领县条曰:“唐兴,吴始平县,晋改始丰,隋末废。武德四年复置,八年又废。贞观八年,复为临海县。上元二年,改为唐兴。”始丰县被置于武德四年(621),武德八年被废。贞观八年(634)改名为“临海县”,上元二年改名为“唐兴县”,这里可能是《旧唐书》记载有误。

  《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江南道采访使台州领县条道:“唐兴,上,本始丰。武德四年,析临海置,八年省。贞观八年复置,高宗上元二年更名。”其中“高宗上元二年”应是参照《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肃宗上元二年”,“高宗”为“肃宗”的误写。肃宗因苦于安史之乱,意图再兴唐室,故改名“唐兴”。

  综上,根据史料《唐会要》、《太平寰宇记》记载,始丰县被置于贞观八年(634)至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之间。

  以上是在“八之出”中县名有所调整的三县,考证了各种史料,可知安康县存留于至德二年(757)之前,江宁县存留于上元二年(761)之前,始丰县同样存留于上元二年二月之前。

  乾元元年(758),郡名改为州名。《茶经》“八之出”中的地名标注,除了一个例外,其余均未出现郡名,合计出现三十六个州名。而江宁县与始丰县的只留存于上元二年(761)之前,如果是上元二年以后记载的话,那么“江宁县”须改为“上元县”,“始丰县”须改为“唐兴县”。而安康县在至德二年(757)时已改名为汉阴县,所以“八之出”中的“安康县”恐怕是“汉阴县”的误写。

  四

  与州名有关的只有“荆州”一例。荆州在史料中出现的记载兹略录如下:

  《茶经》“八之出”中记有“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山南东道条载:“荆州江宁府,天宝元年,改为江宁郡。乾元元年三月,复为荆州大都督府……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以荆州为江宁府。

  《唐会要》卷七十一州县改置下,山南道条云:“荆州,本大都督府。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改为江陵府。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山南东道荆州条曰:“乾元元年三月,复为荆州大都督府……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以荆州为江陵府。

  可知荆州州名存留于乾元元年(758)三月至上元元年(760)九月。

  根据“荆州”、“江宁县”、“始丰县”这些地名,可以判断“八之出”是在乾元元年三月至上元元年九月期间的两年六个月内写成的。“义阳郡”与“安康县”应是“申州”与“汉阴县”的误写。

  综合来看,“八之出”之中的州县名,是陆羽根据乾元元年三月至上元元年九月期间的地名名称记载下来的。

  经过上述论证,我们已经知道了《茶经》“八之出”中的州县名是根据乾元元年三月至上元元年九月期间的地名名称记载下来的。

  这个时间段也符合诸冈存先生通过“圣堂灭胡明年”得出的乾元元年的说法。《茶经》的成书年代与在风炉足上雕刻铭文的时间一致。

  另外,就《陆文学自传》末尾的时间来看,《茶经》在上元二年前就已经写成,这与笔者得出的时间并无出入。

  上述的“八之出”的州县名、风炉足上的铭文以及《陆文学自传》末尾的日期,是判断《茶经》成书年代的三个史料。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更为直接的资料。

  但是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存在,那就是根据“八之出”中州县名的调整而得出乾元元年三月至上元元年九月的这个时间段。严格来说,“八之出”只是《茶经》十篇中的一篇,如果《茶经》是陆羽耗时多年所写, 那么“八之出”一篇中的地名是何时被记载的,这是讨论《茶经》成书年代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加之,关于“八之出”一篇还存在一些问题。北宋的陈师道(后山)在《茶经序》中曾这样写道:

  陆羽茶经,家书一卷,毕氏、王氏书三卷,张氏书四卷,内、外书十有一卷,其文繁简不同。王、毕氏书繁杂,意其旧本。张书简明,与家书合,而多脱误。家书近古,可考正。曰七之事以下,其文乃合三书以成之,录为二篇,藏於家

  即自“七之事”以下的“八之出”、“九之略”和“十之图”是糅合了陈师道的家书,毕氏、王氏之书,张氏之书而成。这也是现在研究《茶经》所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诸冈存先生认为,《茶经》中只有“一之源”至“六之饮”乃是陆羽自身所作。而笔者是在认定“八之出”为陆羽所作的基础上,才对“八之出”中的州县名的进行论证。想来,后人去记载乾元、上元年间的茶叶产地与品质也不太可能。基于这一点,笔者对“七之事”及以下三篇不是陆羽亲著的这种说法持反对意见。并且,陈师道在序中提及《茶经》“七之事”及以下篇章的再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笔者因需考证“八之出”而否定了陈师道的序文,现在来说未免过于跳脱,这也是笔者今后将继续探讨的课题。

  现在只能姑且认为《茶经》全书的成书年代与“八之出”记载的时代大体一致。

  “八之出”中的州县名是参照乾元元年三月至上元元年九月之间的地名而来。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期间,也就是陆羽亡故的四十年前,他写完了《茶经》。即便陆羽活至八十岁的高龄,那《茶经》也在他四十岁之前写成的。像《茶经》这样流芳千古的作品,陆羽是否能在青年时期写成?

  另外,在陆羽的传记中,除《茶经》的成书年代之外,还有诸多不明之处。自传也只是叙述了他亡故前四十年之事,而在《新唐书》、《唐才子传》中也没有更为详细的传记留存。如今还可行的方法就是细查陆羽的交友情况,特别是通过与陆羽酬答的诗文来弥补传记中的缺失。现在笔者着手于陆羽的传记研究,根据“八之出”中的州县名称资料,对《茶经》的成书年代略述己见,还请各位专家学者赐教。

  另外,平冈武夫、市原亨吉所编《唐代的行政地理》对于本稿的著成影响颇深,在此特表谢意。

  

  1.矢野仁一博士:《关于茶叶的历史》,《近代支那的政治文化》,理念书院,1926年7月。之后进行了部分修订,并以相同的标题刊载在创元社刊的《茶道全集卷一·茶说茶史篇》(1936年3月)中。但是后者省略了“十四、茶文化进入俄罗斯的起源”一章。

  2.《旧唐书》卷十二德宗本纪上,建中三年九月条载:“赵赞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对茶叶进行征税是自建中三年开始的。然而在同书四十九卷食货志下,建中四年条载:“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肇于此矣。”记述了对茶叶征税肇始于建中四年。

  3.《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传中,陆羽的章节里有写道“贞元末卒”。

  4.茶绘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图画,而是将采茶、加工、品茶的全过程绘制在素绢上,与前九篇的内容不同。

  5.《茶道古典全集第一卷》,京都淡交新社,1957。以下称作拙译。

  6.拙译,“八之出”的注解60在第83页。

  7.同上,解题在第130页。  

  8.《茶经详说》,安永三年(1774),皇都钱屋总四郎刊。

  9.《茶经评释》(茶道组合中央会议所发行,1941年12月,两册)卷一,第99页。关于这套书,笔者先前就有所耳闻,但是拙译刊行时未能拜读。这承蒙宫崎市定博士好意,将该书暂借与我,便我参阅。该书不愧为毕世巨著,读完此书,收益颇丰,但原文的校对与注解仍存在有待商榷的地方。

  10.拙译解题,第130页。

  11.《陆文学自传》,为《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三所收。

  12.关于该词,在《文苑英华》的明刊本中记为“岁子”,而在静嘉堂文库藏明抄本中则记为“岁次”。因“岁子”词意难解,故选用“岁次”一词。

  13.联系上下文,“阳秋”应为某月的别称,恐为七、八、九月其中一月。关于这一点,笔者直到现在仍然茫。

  14.静嘉堂文库藏明抄本《文苑英华》中写作“十卷”。

  15.宋咸淳刊百川学海本,以及其他《茶经》版本,参照了拙稿《茶经的三种版本之百川学海本与明抄说郛本》(《神田喜一郎博士还历纪念书志学论文集》,1957年)。

  16.参考拙译85页,注解91

  17.适圆丛书所收,陈师道《后山先生集》卷十三。《茶经》的序,在山居杂志本、百家名书本、茶书全集本以及郑煾校本中可见。

  18.《茶经评释》卷一,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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