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文化的基本架构
大约在距今4600---4000年的时候,在长江中游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地区,生活着一个庞大的聚落群体。这个聚落的居民,以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和变革图强的聪明才智,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其丰富先进的内涵,成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史前文化当中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厦。
演进轨迹
石家河文化遗存从相当于大溪文化阶段开始,经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有一个基本连续演进的过程。其演进轨迹分为三期。
第一期属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000---4600年。这一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开始大发展,普遍使用磨制的石器作生产工具,纺轮数量大为增加且质量变得小巧,制陶开始普遍推广快轮技术。在一些古城聚落中,已出现了某种城乡分化的迹象。
第二期属石家河文化早期,大约距今4600---4300年。这一时期,石家河居民在积蓄屈家岭文化能量的基础上,积极大胆地进行变革创新。生产工具改进很大,生产水平明显提高,私有制有了较大发展,原始宗教有了进一步规范,城乡分化更为剧烈,其文化特征明显不同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该时期是石家河文化最为繁荣兴旺的时期。
第三期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大约距今4300年---4000年。这一时期,北方气候趋于干冷,华夏集团谋求连锁式向南迁移。在此大背景下,中原的原始文化大举南下,强烈影响长江中游的土著文化,石家河文化融入了大量的龙山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逐步走向衰微。
传播空间
石家河文化,以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为中心,在600多年的演变中,不断向外传播,形成了较大的文化空间。其大致范围是,西进三峡,北到河南南部的上蔡、西平一线,东抵大别山麓,南至湖南的洞庭湖一带,总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传播路线、传播能量和地域文化面貌的差异,石家河文化的空间范围分为一个主区、五个副区。
石家河主区,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包括天门、京山、钟祥等地;青龙泉副区(以郧县青龙泉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西北和汉水上游,包括恩施、十堰、河南的淅川等地;季石副区(以当阳季家湖遗址、宜都石板巷子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西部的宜都、枝江、当阳、松滋、荆门、宜昌等地;西花园副区(以随州的西花园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北的随枣走廊一带;尧家林副区(以通城的尧家林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南的通城、咸宁、麻城、蕲春等地;划城岗副区(以湖南安乡的划城岗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洞庭湖西岸和北岸,包括湖南的安乡、澧县、华容等地。
聚落分布
石家河聚落分布有着明显的层次等级,由中心聚落、一般聚落和聚落群体组成。
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中心聚落是一座古城,规模达120万平方米。古城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来换算,城内约有30000---50000人口。在这个中心聚落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这个群体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部落联盟组织,它不仅直接统治该聚落群体中的各个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对荆门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马岭(城)聚落的控制。因此,石家河聚落群,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生产状况
石家河聚落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有河流环绕,加之土地肥沃,气候温暖,这样就形成了以原始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此外,还有酿酒、饲养家畜和捕捞野鱼。
农业生产工具一般为磨制的石器,器体较小且精致。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镰、石刀、石棒、石钻、研磨器等。居民们用石斧砍伐荆棘,用石锄开荒整地,用石镰收割谷穗,用石棒和研磨器反复碾磨谷物,以脱掉谷壳和磨碎谷粒。粮食有了剩余的,用来酿酒、饲养家畜。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羊、鸡等。饲养家畜的增多,为居民们提供了更多的肉食来源。捕鱼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捕鱼的工具主要有石镞、石矛、骨镞、骨鱼镖等。
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得手工业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制陶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有专门的制陶作坊,而且有些作坊专门生产一种产品。如陶塑人、红陶杯、小动物等。这种专业化的生产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生产的陶器越来越精致,留下了众多的陶塑作品。在原始艺术中,还没有哪种艺术作品能超越石家河的陶塑艺术价值。生产出的陶器除自用外,还与外面的各个聚落进行交换。交换的范围,包括今湖北省的各地以及河南省的很多地方。
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就有了冶铜手工业,到晚期更加发展。石家河文化晚期,产生了专业化的冶玉手工业,其制玉技术极为完善。制作过程主要有开料、制坯成形、雕琢纹饰、钻孔、抛光等工序。玉器的艺术风格,吸纳了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的因素,改造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一些精美的玉器还交换到了钟祥的六合、荆州市郊的枣林岗等地。
防卫体系
石家河聚落的防卫体系主要是修筑城垣。现在还有部分城垣遗迹屹立在那里,似乎是在见证那段历史的辉煌。城垣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构筑的,规模浩大,由城墙、城壕和外围台岗共同构成。城墙的墙体,其墙基宽达50米,上宽4---5米,高达6米多。墙体坡度很小,约在25度左右。墙土堆积分两层。整个城墙用土约为76万立方米。现在还有部分城墙屹立在那里,似乎是在为石家河文化的辉煌作历史的见证。城墙以外开挖环墙壕沟,再外就是台岗。武士们在御敌时,使用的武器有石斧、石钺、石镞、石矛,捕鱼的石镞、石矛以及骨镞、骨鱼镖等也会派上用场。石镞的数量很少,磨制不精,形式主要为宽扁柳叶形。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比大溪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有很大的进步。大溪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以壕沟为主,城垣为辅,表现为壕沟宽深、城墙矮窄。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御体系大多以城墙为主,壕沟为辅。石家河古城则是城墙、壕沟并重。这种变化,既体现了筑城技术的进步,又说明了石家河文化已进入了原始文化的一个新阶段。
财富分配
石家河聚落的财富分配,明显存在不公,权势财富向少数上层首领集中。这可以从墓葬的形制大小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看出。
石家河文化早期,一般实行土坑葬。有的大型土坑墓里,有石钺等,随葬品多达一百余件,而一般的只有二三十件,少数墓葬甚至没有葬品。石家河文化晚期,普遍实行瓮棺葬。在天门石家河的肖家屋脊遗址发现了77座瓮棺葬。其中有一座瓮棺的形制特别大,随葬玉器特别多,达到56件,其数量几乎相当于其它所有瓮棺内玉器的总合,其质量更比其它瓮棺葬内的玉器要好的多。这就表明,聚落内部的财富分配出现了剧烈的两极分化。
石家河聚落的居民,对财富的分配使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生产性支出较大。如厚葬、尚玉、追求精美的陶器,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宗教习俗
原始宗教特别是祭祀上天、庆贺丰收,是石家河文化大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石家河聚落的宗教活动,其主要场所在邓家湾,三房湾、肖家屋脊是两个次要的场所。石家河居民主要在邓家湾组织庆贺丰收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场地是经过仔细平整的。场地上有大量的陶缸,陶缸相互套接成线条式摆放。陶缸上刻画有镰刀、杯子和类似号角的图形,代表获得了大丰收的收割场面。场地上挖有多处祭祀坑,坑中埋着一种巨形陶祖。场地上还有无数陶偶和陶塑动物等。陶偶有各种姿态,大多为跪坐抱鱼式:即双腿跪坐,左手托鱼尾,右手按鱼头,姿态虔诚恭敬。有的陶偶作舞蹈状,表示庆贺。大量的陶塑动物则代表祭祀时用的牺牲品。
在祭祀时,把玉人头像当作崇拜的神灵形象。在用玉器制作的各种动物形象中,背面都有小孔,专职的巫师将这些玉器缀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舞起法具,通过这些动物神灵,沟通天地人神的关系。
有必要说明的是,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活动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这是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才会发生的现象。按照童恩正和严文明的观点,原始宗教在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氏族的上层集团在从事宗教活动过程中,得以逐渐地掌握了控制人力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并使之制度化和经常化。由此可以分析,石家河聚落的首领们在实行统治时,把宗教当作了一种组织和影响部落居民的手段。正是依靠这种手段,石家河古城的构筑才得以完成,内部的分工才得以落实,庞大的部落才得以维持正常的秩序,并得以控制较远的部落,得到发展兴旺。
石家河文化大厦,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江苏新沂的大汶口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秦安大地湾的仰韶文化、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一起,共同编织出一幅新石器时代多彩的文化画卷,共同推动着史前文化走向文明的门槛。4000多年过去了,创建石家河文化大厦的居民,他们的容颜躯体早已随风消散。但是,这座史前文化大厦闪耀着的时间幽光和绚丽光辉,将会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中。(陶书治)
[参考文献]
(1)石家河考古队等:《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2)石家河考古队等:《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
(3)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
(4)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技出版社,1992年。
(5)韩建业,杨新改:《五帝时代》,学苑出版社,2006年。
(6)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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