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市人民政府

　　●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记者邢虹朱彦

　　近期考古界最受关注的大事件，无疑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史前聚落石家河遗址最新考古成果——首次确认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同期最大城，与良渚古城规模相当！

　　湖北石家河遗址位于长江中游腹地，被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石家河遗址持续近70年的科学考古，一步步深化了对于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认知。石家河遗址在文明的脉络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近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方勤做客“南博讲坛”，以《石家河与中华文明》为题，围绕石家河遗址的多项重大考古发现，揭秘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长江中游最大 规模与良渚古城相当

　　据方勤介绍，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于1954年，是长江中游地区延续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都邑性聚落群，在距今5900年至3800年间，远古先民在此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1992年，这里曾发现大型史前城址——石家河古城，当时探明面积为120万平方米。此后的30年间，对于石家河古城遗址的研究从未中断。

　　202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和天门市博物馆，借助地球科学、测绘、水利等多学科力量，再次对石家河古城展开全面系统调查和勘探。近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的最新考古成果，首次确认石家河古城由内城、城壕、外郭城构成，面积近350万平方米，是长江中游同期最大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规模相当。

　　考古发现，石家河古城规模宏大、布局完整，城墙厚度在100米到70米之间，经过夯打的墙体土质十分坚实。此外，城墙利用自然岗地，依山就势而建，独具匠心。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古城的水利系统。首次确认内城河流、水门、拦水坝、小型水库等古城水利设施，在古城西南水系附近还发现了史前稻田遗存。专家分析，石家河古人通过这一水利系统，可实现防洪蓄水、引水入城，满足生活和农业灌溉等生产用水。

　　方勤介绍，城市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规模宏大的石家河古城及其复杂水利系统的发现，深化了对长江流域古城规划和布局的认识，也反映了距今5000年前的长江中游，已经产生了发达的人类文明。

　　凤“飞”石家河 见证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除了规模巨大的城址、神秘的祭祀遗址外，石家河出土的精美玉器，更是见证了石家河文明的辉煌。

　　“石家河玉器的獠牙、纵目、大耳朵等造型，其实跟三星堆很接近的，所包含的内涵和三星堆有很多一脉相承的地方。”方勤认为，石家河玉器一定是文化交流的结果。那是一个进入了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的时代，“永远不要低估古人的交流、交融的能力。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从未间断的密码是什么？就是交流。”

　　石家河多数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线刻、勾连图案和复杂的透雕以及细如针尖的钻孔，其普遍使用了圆雕、透雕、减地阳刻工艺、浅浮雕线刻工艺，类型丰富，形态优美，有栩栩如生的玉虎、有纹理细腻的玉佩，还有造型奇特的连体双人头像……

　　方勤用“惊艳”两个字形容这些出土的玉器。他说：“技术娴熟，太过精美，令人惊艳。很多人都以为是商周时期出土的，不敢相信是出自这里。”这批玉器的发现，也标志着史前玉作巅峰的出现。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素有“中华第一凤”之称的玉凤就是从石家河遗址出土的一件史前文物。这件距今4000年左右的玉凤形体稍小，团身直径只有4.7厘米，纹饰采用减地阳刻技法，表现出高超的玉作水平，也被认为是凤文化的重要源头。

　　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方勤说，石家河遗址的发现，为人们追寻长江中游文明打开了一扇窗，实证了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禹伐三苗”的记载 从考古学看或许并非传说

　　综合这些年的考古及研究，考古工作者初步勾勒出石家河遗址的时空框架，将其分为中心聚落初步形成、文化持续引领与辐射、融入中原文明三期。

　　第一期是中心聚落初步形成期，经历了距今约5900至4800年的缓慢发展，建成了中心聚落谭家岭城，故也称谭家岭城时期。

　　第二期为石家河文化的强盛期，是引领与辐射长江中游的重要时期，以石家河城的建成为标志，也称石家河城时期。

　　第三期又被称为肖家屋脊文化时期，距今约4200至3800年。“以往我们普遍认为，这时石家河古城已经开始衰落，甚至不再使用了。”方勤表示，但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在那个时代，城池依然在使用，而且还往外扩张了。而那个时代正与大禹处在同一个时代。中国古代部族当时主要分为华夏、苗蛮、东夷三大集团，黄河中游地区的一系列“仰韶文化”类型及后续文化的族属是华夏，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族属是三苗，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文化的族属是东夷。在距今4000多年前，南北局势又发生了变化，中原华夏部族在禹的带领下强盛起来，并发动了两大部族决定性的战争，即文献记载的“禹征三苗”。

　　《墨子·非攻下》记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拆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袛，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根据上述记载可知，战前可能发生了日食现象、大地震或水灾。方勤认为，“禹伐三苗”后，很可能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政治中心的变迁以及经济中心的变迁，而后石家河文化的面貌突变，并大量出现中原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当是与此传说事件吻合。所以石家河遗址变迁更迭的过程，持续见证了长江中下游的文明进程，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探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