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市人民政府

石家河文化是继屈家岭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55年发掘的天门石家河镇的贯平堰、石板冲、罗家柏岭、三房湾等遗址群而得名，是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由40多处遗址点共同构成的庞大聚落群。古城将诸遗址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遗址主体年代为距今　5900—3800　年。

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围基本上与屈家岭文化重合，只是北部已退到鄂西北，而南方则向湖南中部地区扩展。在湖北境内，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址有：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包括邓家湾、谭家岭、肖家屋脊、罗家柏岭、三房湾等），郧县青龙泉、大寺、庹先洲，房县七里河，丹江口乱石滩，当阳季家湖，松滋桂花树，枝江关庙山，江陵张家山、荆南寺，宜昌白庙，秭归庙坪，宜都石板巷子，大悟土城、吕王城，麻城栗山岗，通城尧家林等。

图　1－3　石家河文化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

其中，石家河文化的核心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群位于长江中游腹地、大洪山山脉南部的山前开阔平原，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占地面积约8平方千米，包含40多处遗址，包括大型祭祀遗址、复杂的水利系统、大量精美玉器、大批量生产的红陶杯等遗迹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遗址，与长江下游的浙江良渚遗址、黄河中游的陕西石峁遗址等共同被学术界认定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也实证了石家河在长江中游文明进程中的主导和引领地位，见证了长江中游不断与其他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交流、融合，最终融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全过程。

1956年11月，石家河遗址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家河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并毫无悬念地入选全国首批30处大遗址保护名录。

一、宏伟大城

正因为石家河遗址群面积大、保存好、等级高，同时其所处阶段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在中华文明尤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石家河遗址群的田野考古工作一直持续推进，迄今已历60余年。这60余年，包含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特别是　1990—1991年，考古学家对石家河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与发掘，发现了石家河城址，并基本弄清了古城的年代、布局以及周边遗址群的初步情况，进一步丰富了对该地区史前聚落的数量、分布、规模、年代、文化内涵等方面的认识；第二个阶段是2014—2019年，考古学家对石家河遗址群及外围9平方千米的区域进行了系统勘探，发现并确认了一批重要的遗址遗迹。

通过持续多年的科学考古工作，考古学家基本探明了石家河遗址群的分布、阶段分期、功能布局、文化内涵等情况，并据此认定，在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1800年的1000多年间，石家河遗址群一直是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核心地点，在中华文明起源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石家河遗址群的核心部位，先民修筑了规模巨大的石家河古城。石家河古城城址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1200米、东西宽约1000米，面积约12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湖北省乃至长江中游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古城，是同时期长江中游的中心聚落和都邑性城市。古城外侧修有护城河，宽60　～100米，深4～6米。

图　1－4　石家河城址与遗址群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

通过勘探和发掘，石家河古城的重要遗迹现象逐步被揭露，古城布局与功能逐渐明晰，古城初露峥嵘。目前已经在古城范围内发现并确认了多处重要的遗迹，如谭家岭古城、印信台大型祭祀区、邓家湾宗教活动中心、三房湾制陶作坊等。这些遗迹，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石家河古城的布局与功能，更为我们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群的宏观结构与组织分层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也进一步揭示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专业化与社会分层化的总体趋势。

实际上，石家河遗址群内先后出现过两座史前古城，除了上述石家河古城，还有一座年代更早的谭家岭古城。谭家岭古城位于石家河古城中心，城垣呈不规则圆形，城垣东西长440米、南北宽390米，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则达26万平方米。谭家岭古城的始建年代为油子岭文化晚期，也就是距今约　5000　年前，其时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谭家岭古城的发现，表明石家河古城在距今约5000年时就已经开始筑造，将石家河城址的建城史至少提前了500年。所以，谭家岭古城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是石家河遗址作为长江中游文化中心的重要开端和首度亮相，也是后来的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础。

石家河古城系列遗迹还包括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城壕西侧的印信台祭祀遗址、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北部的邓家湾宗教活动中心、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南部的三房湾制陶作坊、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北岗地之上的严家山石器加工作坊等，均出土丰富的遗迹遗物，是石家河丰厚文化底蕴的具体见证。

考古还发现，石家河古城具有复杂的水利系统。在2022年开始的新一轮考古发掘中，最新考古发现确认的石家河古城东、北城墙与　1992　年公布的西、南城墙可以基本衔接起来。城墙宽80～100米，宽而坚实的城墙，可应对南方雨水多的防护需求，并具备了一定的规制。城墙依自然岗地与山势而建，体现了城市规划的匠心。保存较好的一段京山坡城墙朝北向的坡度较陡，具有明确的防卫目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对北城墙严家山段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堆筑的土方含有石块，石块大小不一，直径在20～40厘米。石块以含硅质岩、石英碎屑的灰白色白云岩为主，部分石块有明显的取料切割和加工痕迹。这与浙江良渚筑城时铺石头类似，是长江流域平原地带筑城时为了加固墙体采用的做法。

石家河古城位于岗地上，地势较高，用水如何解决？考古队探明，从大洪山南麓到石家河古城北部有3条水系、2　座拦水坝，并初步厘清了其水利系统——引河流进入护城河、外郭城上修建堤坝以缓冲抗洪、城内兴建小型水库蓄水抗旱、引水入内城以满足农业和生活用水。

同时，考古队在西河附近发现一大片低洼地，与西城壕水源相互利用，故推测这一区域为稻田所在地。石家河古城遗址发现大量的水稻相关遗存，也是发达的农耕文明的佐证。

石家河古城3　条水系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可防洪蓄水、灌溉农田。如此科学、复杂的水利系统，表明石家河先民已具备很强的水利治理能力。

石家河古城水利设施的最新发现，反映了距今5000年的长江流域先民对于水资源的管控与利用，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长江流域古城城市规划和布局的认识，是长江水利文明发展高度的体现。目前，学者开始着重分析石家河的古水系和现代水系的泥沙颗粒物，进一步还原石家河城址古水系的分布及历史年代。

石家河古城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令人眼界大开、耳目一新。考古学家经过深入研究后认定，在中华文明曙光到来的前夜，石家河古城这座120万平方米的大城所具有的文化辐射力甚至超越了长江下游的浙江良渚古城。

二、生业兴盛

石家河文化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石家河文化的生业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一）房屋建造

在房屋建造方面，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房屋遗迹发现较少，划城岗遗址发现一座残房基，只有9个柱洞。太山庙遗址发现三座残房基，其中一号房可见大体形状：31个柱洞有规律地由东向西列成3排，是一座南北长约　7.5米、西北宽约3.5米的长方形地面建筑房子。门似乎开在东墙正中，西部两排柱洞相距很近，靠外侧的一排柱洞可能是檐柱，以保护墙基免遭雨淋。灰坑、窖穴一般为锅底状，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

（二）器具制作

石家河文化生产生活器具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等种类，主要出土遗址包括严家山石器加工作坊和三房湾制陶作坊。

严家山石器加工作坊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北岗地之上，遗迹为一片东西宽约9米、南北长约45米、面积约　400平方米的石块堆积。石块大小不一，直径一般在20～40厘米，以含硅质岩、石英碎屑的灰白色白云岩为主。石块绝大多数为石核，石片及成品极少。部分石块有明显的取料切割和加工痕迹。出土遗物主要有石刀、石镞、砺石、石料、玉料等。发掘者推测其可能为一处石器加工作坊。石器大多磨制精细，种类有石斧、穿孔石斧、石锄、扁薄穿孔石铲（钺）、锛、有段石锛、石凿、长方形和半月形穿孔石刀、石镰、石镞、石矛、石网坠、石纺轮等。严家山遗址还出土了一些玉料与制玉工具，为石家河文化部分玉器是本地制造的推测，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房湾制陶作坊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南部，遗址南北长106米、东西宽56米，主要遗迹有陶窑、洗泥池、黄土坑、黄土堆积、烧土堆积、水缸、灰坑等，清理出土的厚胎红陶杯数量达200万件之多，密集堆放，厚达数米，蔚为壮观。数量如此惊人的红陶杯，已经远远超出了城内居民本身的需求，必然还会供给周边区域居民使用，说明石家河古城很可能是大洪山南麓乃至江汉平原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生产地和集散地，也反映出石家河古城在该区域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即区域聚落中心、经济中心。

石家河文化时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也有泥质黑陶和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和夹砂黑陶。素面陶居多，纹饰以篮纹为主，其次是方格纹和绳纹，再次为弦纹、镂孔、附加堆纹，早期还有少量彩陶和彩陶纺轮。主要器类有罐、鼎、釜、甑、钵、碗、壶、高圈足豆、喇叭形刻槽盆（擂钵）、缸、瓮、盘、杯、器座、器盖等十余种。其中，高领罐、高圈足豆、宽扁足鼎、喇叭形刻槽盆、筒形缸、喇叭形小杯等是其典型器物。

石家河文化时期陶器制作技术进一步提高，快轮制陶技术得到更大的普及和应用，凡是能够用快轮成型的陶器几乎都采用了轮制技术。轮制技术提高的表现是大型陶器的出现，如有些陶缸或陶瓮高近1米，这种大型陶器的制作和烧造远比烧制小型器物的难度大，没有成熟的轮制技术和结构完善的大型陶窑是不可能完成的。

石家河文化时期骨器以镞为主，还有凿、鱼镖等。

图　1－5　石家河文化陶瓮　图　1－6 　石家河文化陶鬶

图　1－7　石家河文化陶杯　图　1－8 　石家河文化陶罐

（三）农业及家畜饲养业

石家河文化时期，荆楚地区的气温有所下降，江汉地区的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雨量都比当前水平略低一些，以致植被减少，引起长江、汉水等河流流沙沉积量增加，形成现在的江汉平原大部。在湖北江陵、洪湖、天门等地都相继发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并伴有水稻遗迹出现，说明当时的江汉平原已开始种植水稻。虽然当时的气候对水稻生产有些不利的影响，但平原的形成和生产工具的进步，使荆楚地区的水稻生产得以延续。在石家河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片房屋建筑遗址，其房屋的墙壁用木骨和草拌泥做成，以稻草茎和稻草壳作掺料。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掺有稻谷壳的细泥陶，大部分陶片因掺入了大量的稻谷壳而结构疏松，显得软而轻，往往还有小气孔。因为具备良好的透气性，这类陶器往往被用作炊具。同时，石家河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的石斧、锄、锛、穿孔石刀、石镰、石凿、蚌镰等农业工具，充分说明当时耕地面积扩大了，收获量增多，农业经济发达，稻作农业经济仍是当时的主要经济门类。

石家河文化时期家畜饲养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遗址中出土大量的猪、狗、羊等家畜遗骸，不少墓葬中随葬猪颚骨等，说明家畜饲养已经比较普及。同时，石镞、石矛、骨镞、骨鱼镖的出土，说明捕鱼狩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比例。

三、文明浪潮

关于文明起源的认定问题，国际学术界讨论非常激烈，见仁见智。如国外学者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其为“文明三要素”。如果依据这样的标准，中华文明只有3300多年的历史。

21世纪初，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简称“探源工程”）正式启动。在“探源工程”推进过程中，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对各个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如河南双槐树和西坡、山东焦家、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湖北石家河、四川宝墩等）进行了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

在丰富的田野考古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参加“探源工程”的20多个学科的400多位学者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在5000多年前，中国各区域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区域中心逐步发展为规模宏大的都邑。制作玉器、绿松石器、陶器、漆器等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为统治阶层控制。各地区都出现了专门管理社会事务的阶层，社会还出现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出现了掌握军事与宗教权力的王，并出现由王控制、依靠社会规范和暴力进行管理的政体——早期国家。都邑内有王居住的宫殿等高级建筑、埋葬王和统治阶层的高等级墓葬和彰显统治阶层身份的礼器和礼制。随之也出现了奴役现象，一部分人为贵族殉葬或被用于宫殿奠基。

我们通过对石家河文化各类遗迹遗物的研究发现，石家河文化拥有规模宏大的古城，分工细致、技艺精湛的手工业（陶器、玉器、铜器制作），贫富分化现象和宗教与礼仪祭祀等。这些都说明石家河文化时期，文明进程有了很大发展，文明浪潮滚滚，时代迈入初期文明社会。

（一）城市

目前已发现的石家河古城区域面积达120万平方米，规模宏大。

从城垣的形状看，大致依地形地势确定走向，城址所在的地形为若干道南北走向的岗地，东、西城垣就是沿着两条岗地的外侧修筑的。南垣和北垣都有宽达数百米的缺口，据推测，这些缺口可能是用来排泄洪水的。石家河古城的布局可分为两大部分三个功能区：居住区位于城址的中心，墓葬区集中在城址的西北部，城址的西南部则可能是宗教活动区。

西垣和南垣的外侧可见护城河遗迹。护城河周长约4800米，东北角可能利用天然低地，其余部分为人工挖成。护城河一般宽80～100米，河底与城垣顶面高差6米左右。护城河集排水泄洪、防御护卫、水运交通、日常饮水等多种作用于一体，增加了城市的生机与活力。

多年的考古发掘证实，石家河古城有如下特点。

第一，城池规模庞大，远超同期中原地区古城规模。石家河古城面积达到惊人的120万平方米。上述古城的规模基本上大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古城规模。

第二，趋利避害，合理选择城址。石家河古城选址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条件，依地势而建。古城面向河湖平原，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将城址选在河流的阶地上，高出周围地面，既可以防止洪水泛滥，又可以利用自然河流汲取生活用水和排除生活垃圾，还可以利用河道运输物资，一举多得。

第三，采用夯筑技术，筑城技术尚不完善。夯筑法是中国古代建造房屋基础、城墙、台基时的主要技术，比较原始落后。石家河古城城垣全部以夯土筑成，为了加强土层之间的黏结程度，相接的夯层多采用不同质地的土铺垫，因此在断面上可看到不同颜色的土层相间排列的现象。夯层的厚薄程度不一致，层面也不够水平，说明夯筑技术水平较差。石家河古城采取夯土筑城的方法，与该地区的地理、土壤条件也不无关系。荆楚地区土壤黏性极大，潮湿的时候又十分黏软，很难夹板夯筑；也有人认为，城墙夯土多取自护城河的积土，该土黏性重，大块掘取只适合于夯筑；还有人认为与地下水位普遍较浅有关，人们无法挖掘地下基槽，因此大多在平地上直接堆土筑墙，在墙体平面和斜坡面进行拍打。所以，直到商周时期，南方建造城墙依然采用夯筑法，如湖北盘龙城、四川三星堆以及江苏畲城墩等城址，皆为堆土夯筑，而北方则早已经采用版筑技术了。

第四，石家河古城城区有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内部设有居住区、墓葬区和宗教活动区三大基本功能区。城区分工明确，城门及城垣上都建有防御性建筑物。城内的建筑区一般位于较高的自然土台上。这表明古城的建设有统一管理和规划，也意味着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的出现。不同的区域，可能居住着不同身份和地位的社会成员。

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的出现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确立，也会形成各种社会形态，也预示着国家的诞生。所以国际学术界公认，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

通过对石家河古城的研究，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形态：其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财富集中，城市已成为社会财富的聚敛中心；其二，早期国家正在形成中，大规模的筑城工程，意味着组织管理、工程技术、人才资源集中在少数管理者手里，城市成为统治权力中心；其三，古城又是宗教礼仪中心，城内外的祭坛、天坛等宗教建筑的出现，表明早期政教合一的国家形态。

（二）玉雕

石家河文化玉器数量丰富、种类多样、制作精湛、底蕴深厚，是中国史前玉器技艺与玉器文化的一座高峰。

石家河文化玉器重要出土地有天门罗家柏岭、肖家屋脊，钟祥六合以及江陵枣林岗等地。

石家河玉器品种主要分装饰品和生产工具两大类，装饰品包括人头像、虎头像、蝉、鹰、鹿头像、羊头像、环、玦、璜、坠、珠、笄和管等，生产工具有纺轮、刀、锛和凿等。

石家河玉器的玉料多以青玉为主，亦有黄玉和碧玉，还采用了石英、水晶、玛瑙、大理石、绿松石、滑石、萤石等作为琢器的原材料。这些材料在湖北、河南、湖南的山区都有蕴藏，都属于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可视为就地取材。如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的鹿首、羊头为滑石。选择不同的“美石之器”作为玉料，是石家河文化玉器的一大特色。

石家河玉器制作主要采用切割、雕琢、钻孔、抛光等手工技术。其中最成熟、最精彩的属雕琢技艺，当时的制玉匠人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浮雕、透雕和圆雕等技法进行琢玉，特别是浮雕技术，一般以浅浮雕雕出人面及兽面的表情，线条流畅，表情生动。

图　1－9　“中华第一凤”

1955　年，考古人员在石家河古城外的罗家柏岭遗址发掘出土一批玉器，其中一件团凤造型的玉凤，首尾相接如环形，团身直径只有4.7厘米，形体纤巧、精美逼真、惟妙惟肖，表现出高超的玉作水平，被誉为“中华第一凤”，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5　年，考古人员在位于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遗址清理　5　座瓮棺葬时，出土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玉蝉等　240　余件玉器。这些玉器类型丰富、形态优美、造型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多数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线刻图案、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图　1－10　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　图　1－11 　石家河文化玉鹿

石家河文化玉器比较重视细部的刻画，尽量反映和体现玉器本身的美感，反映出石家河先民自然纯真的审美时尚和精神世界。在玉器造型方面，既重视对自然物的摹写，也不乏大胆的想象与夸张。尤其是那些玉虎头形象，可能与原始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那些神秘莫测的人头像，则透露出一种威严与神圣。它们绝不是一般佩饰物，理应为象征身份地位和权力的标志物。

石家河玉器中的人头像、龙、凤、鹰、蝉等造型，在后世商周玉器中屡有出现且风格相近，可以说是同出一源。专家认为，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直接体现。

石家河文化玉器数量多、品种全、造型奇、工艺精，代表了中国古代玉器高超的工艺水准与独特的审美情趣。它们沉睡地下数千年，一经面世，便震惊学术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评价称，石家河遗址发现的玉器数量之多让人惊喜，工艺水平之高令人震撼。此前在山西、山东等地高等级墓葬中零星出土有这类文化面貌的玉器，并不知来自何处，如今可推测那些玉器应是来自江汉平原的制品。王巍进一步指出，此前学界认为史前玉器有两个高峰，一是辽宁的红山文化，一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现在看来，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应该说是一个顶峰，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已有高度发达的玉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用“巅峰”这两个字形容石家河文化玉器，他指：“出土的240多件玉器，给我们带来了又一次震撼，这批玉器的发现，击碎了学者们构建的古玉体系，标志着一个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了一个中国玉文化发展空前绝后的时空坐标。”

石家河文化玉器对周边区域文化以及后世玉器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像蝉、龙、凤、鹰以及人头像、兽首神面像造型，在商周时期玉器中都曾经出现，在风格与工艺上可谓同出一源。人头像更是影响深远，在河南申县春秋黄君墓中出土的玉人头像，与江陵枣林岗出土的石家河文化人头像颇有几分相像，完全有理由说它们是同源于一门。兽首神面像在陕西西周墓和江西商代遗址中都有发现。石家河文化的玉凤造型与商代玉凤造型及工艺比较也颇有几分相似，可以说，先秦时期玉器的许多器形源出石家河文化玉器。也可以这样说，石家河文化玉器是中国玉器艺术由原始阶段走向成熟时期的一个代表性作品群，它与龙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薛家岗文化玉器一道，共同构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玉器文化的一道全新风景线，透射出中国文明社会的缕缕曙光。

新石器时代的玉器，除了用作宗教目的外，其功用还有以下几种：首先，它们是审美的需要；其次，它们还是氏族部落内部成员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及社会地位等要素的外在表现物，以及氏族部落之间区分族属的标志物；再次，它们还是古代先民异性之间相互吸引的一种媒介物。

中国古代玉器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神奇魅力，在石家河文化玉器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也应该是天门先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三）陶塑

数量丰富、栩栩如生的陶塑制品是石家河文化的又一大特色，仅1978—1987年在天门邓家湾遗址的三次发掘中出土的陶塑就达数千件之多，估计总数不少于万件。

据研究，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分两期。第一期始自石家河文化早期，但数量极少，未见集中出土，至中期前段才大量烧制；第二期则出自石家河文化晚期，数量极多。另在石家河的其他遗址上，从未发现如此大量的陶塑艺术品，表明邓家湾应是当时集中生产陶塑的地方，或许还是唯一的产地。在石家河文化的其他遗址中也发现有陶塑，与邓家湾所出一致。

石家河遗址群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陶塑品，所有的陶塑品均为泥质红陶，陶土经过淘洗，火候与一般陶器接近，制法皆为手捏。陶塑形体不大，一般体长5～10厘米，绝大多数陶塑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少数带有一定的写意性或随意性。

石家河文化陶塑形象主要包括动物和人偶两大类。陶塑动物包括禽鸟类、兽类、水生动物类以及复合动物类。禽鸟类动物有鸡、鸭、鹅以及各种鸟雀等，数量逾千件之多。还有双尾相连的联体鸟造型，这种造型与后世楚文物虎座鸟架鼓中的双鸟背尾相连的形状极其相似，这可能是一种难得的巧合吧。

兽类动物有狗、猴、猪、牛、羊、兔，以及老虎、大象。其中狗最多，形象最生动。陶塑狗有立式和卧式之分。立式狗有的静立，有的奔走，有的吠叫，有的抬头翘尾，身体稍向前倾，注视前方，有的狗背上还驮一幼狗，或一小鸟，悠闲自在，意趣盎然；卧式狗一般侧卧，四肢自然蹲曲，腰身略卷，颈部粗长，头部高昂似在警惕地谛听张望，栩栩如生。石家河先民如此用心、用情地塑造这些小狗，似乎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狗是人类永远的忠实朋友。而猪、羊、牛、兔等当是石家河文化时期人类所饲养的家禽。陶塑老虎、大象等大型动物特征突出，极易辨识，说明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地区气候比较温暖湿热，既有老虎出没的茂密森林植被，同时又非常适合大象一类的热带动物生存。

石家河文化陶塑水生动物有鱼、龟、鳖等。江汉平原自古河湖纵横、水网密布，水生动物种类繁多，它们还是先民食物的重要补充。因此在石家河文化陶塑中出现如此多的鱼、龟、鳖等，毫不奇怪。其他陶塑动物的形象也都十分逼真，如奔走状的貘、跳跃的猴等，都塑造精准，十分传神。

在陶塑动物群中，还有一些让人无法辨识的奇怪造型，如鸟首鱼尾的造型。更使人无法理解的是，在石家河陶塑动物中，居然出现了类似袋鼠和企鹅的造型，这些动物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江汉平原的。它们是先民无意捏塑的意外之作，还是刻意的创作？这成为石家河先民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之谜。

石家河陶塑人偶有箕踞和跪坐两种，跪坐陶人发现较多，形态特征基本相同，一般高约10厘米，头戴浅圆帽，身穿长袍，细腰，宽裾，口鼻分明，颈部修长，正面跪坐，两手怀抱一条大鱼，神态凝重。关于这些人偶的身份，有的学者认为是部落酋长的塑像，也有人认为是巫师作法的形象。

图　1－12　石家河文化陶狗　图　1－13 　石家河文化陶猪

图　1－14　石家河文化陶兔　图　1－15　石家河文化陶羊　图　1－16 　石家河文化陶猫头鹰

图　1－17　石家河文化陶鸡

关于石家河陶塑的文化意蕴，学术界目前主要有玩具论和祭品论。前者认为这些陶塑是当时的孩童玩具，还可能有对儿童进行教育，帮助他们认识部落首领、巫师，以及辨别各种动物的功效；后者认为这些陶塑是祭祀神灵的祭品，祈祷来年有更好的收获。

图　1－18　石家河文化陶塑人偶

石家河文化陶塑构思巧妙、手法娴熟、形象逼真、意趣盎然，折射出先民自然、和谐的生活情趣，也反映出先民高超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是我国史前艺术的精华，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绝不亚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品。

石家河陶塑的大量出现，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石家河文化时期社会大分工的情况，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专门的生产部门，并由此产生了以直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这是社会经济发生变革的产物。

（四）冶铜

考古工作者在石家河遗址群的邓家湾遗址、肖家屋脊遗址的石家河文化地层中，都发现有许多孔雀石小块。例如在邓家湾和肖家屋脊遗址的早、中期地层中，数十次发现了大小不同的孔雀石小块，小的有指头大小，大的如同半个鸡蛋。有少数孔雀石表面已被氧化成褐色，呈蜂窝状。考古工作者将经科学发掘出土的这些孔雀石块送往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检验，结果证明为铜矿石。这是石家河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冶铜的直接证据。此外，在罗家柏岭遗址还出土了5件残铜片。

同时，石家河文化遗存中发现大量做工精良的玉器，这些硬质的玉石只有用非常坚硬的工具如铜质工具才有可能进行加工制造。石家河遗址出土大量的夹砂厚胎缸也可能用于冶铜。

石家河文化时期铜的冶炼和使用，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五）刻划符号

除了城市、铜器外，文字也是文明起源的要素之一。在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器物上，陆续发现有较多刻划符号，这些刻划符号被专家认为与中国早期文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石家河文化刻划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年，此后随着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的进行，陆续有新的符号发现。在肖家屋脊、邓家湾两个遗址上共发现符号约60个，其中肖家屋脊经过8次发掘，共出土符号约43　个；邓家湾经过4次发掘，出土比较完整的符号约12个。这些刻划符号的年代均为石家河文化早期。

这些刻划符号有的位于尖底陶缸的上腹部，有的位于凹底陶缸的下腹部，有的位于高领罐的肩部，有的发现于泥质灰陶残片上，更多的刻划符号位于大口陶尊的上腹部。

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以象形符号为主，大多以简练的笔划勾勒出某一事物的外部形态，一件陶器上只有一个符号，而且绝大多数为单体符号，少数几个为合体符号。刻划符号的基本笔划为弧线和直线，间或用少数未戳穿的圆形小戳孔。

图　1－19　石家河文化刻划符号

这些刻划符号少则两划，多者十余划，主要是用某种材料制成的锐器在大口尊、缸的坯体上刻划而成。沟槽较深，有些残片往往沿沟槽断裂，沟槽内的颜色与器表一致，笔道深粗均匀，线条自然流畅。有些符号因刻划较深，坯体烧干后槽口张裂，其现存宽度往往大于刻时的宽度。

此外，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器上也发现有大量的刻划符号，并且同样有一定的规律性。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来说，我们还不能将石家河文化发现的这些刻划符号认定为文字，但这些刻划符号可以被视为文字起源的前期阶段的佐证。

（六）葬俗

石家河文化葬俗独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时期社会的复杂与进步。

石家河文化墓葬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少见仰身屈肢葬与侧身屈肢葬。墓葬规格大小不一，随葬品数量多寡悬殊，如肖家屋脊7号墓，随葬品多达106件，其中包括1件象征身份和地位的石钺。而与该墓毗邻的另一座同时期的墓葬，不仅墓坑极其狭窄，而且除人骨架之外一无所有。同样的情形在其他墓地中也不时见到。显然，石家河文化时期社会已经出现极为明显的贫富分化。

棺葬是石家河文化墓葬文化明显的特色。瓮棺葬是古代墓葬形式之一，这种葬俗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一般以瓮、罐、盆等陶器为葬具，大多将小孩的尸体殓入其中埋葬，个别成人也有用瓮棺，一般用2～3　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多数埋在居住区内房屋附近或室内地面之下，有的遗址也辟有专门的儿童瓮棺葬墓地。

关于瓮棺葬，一种看法是，夭折儿童被装入瓮棺而不是直接埋入黄土中，是希望给其一定的空间，瓮棺盖或底部上的小孔则是希望他（她）能恢复呼吸，得以复生。所以，郭沫若在参观半坡遗址后，赋诗云：“半坡小儿冢，瓮棺盛尸骸；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既然人已经死了，何以又望其“通气”呢？有人推测这可能与当时的诊断技术落后，幼儿经常出现“假死”的现象有关系，所以大人存此侥幸念头。另一种意见是，这与当时人们的灵魂信仰有关，盆、钵底部的小孔当是供灵魂出入的通道。这种葬俗，与近代某些地区小孩死后并不埋葬，而葬于树杈上，以为小孩的灵魂弱小，埋在地下便出不来的想法是一致的。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瓮棺葬多见于黄河流域地区，且多用于儿童，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等。在湖北地区，瓮棺葬是新石器文化早、中期一种使用较少的葬俗。而在石家河文化时期，瓮棺葬一跃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葬俗，而且很多精美的玉器出自其中，如肖家屋脊遗址一座瓮棺墓W12（W为瓮棺墓的缩写，W12即为12号瓮棺墓）中出土了一件玉鹰和一件碎玉片，葬具为广肩弧腹小平底瓮。

此后，肖家屋脊遗址两个探方内就发现有7座瓮棺墓，其中最大的一座瓮棺墓编号　W6（6　号瓮棺墓），比　W6　稍小一点瓮棺墓为　W7（7　号瓮棺墓）。在　W7　瓮棺底部，出土一件玉人头像，这是一件管状玉人头像，是肖家屋脊遗址发掘出土的第一件玉人头像。随后又出土了一件玉蝉和　4　件碎玉片。W6　是目前江汉地区发现最大的一座瓮棺墓，该墓距地表深　0.35　米，墓坑为圆形竖穴，坑口直径　1.4　米，深　0.8　米。葬具为两件大小相同的陶瓮上下扣合而成，直立放置于墓坑内。两瓮均为广肩弧腹小平底，均从肩部锯开，其中下面的陶瓮还将锯下的口沿部分在装入人骨之后再合上成为一个整体，上面的陶瓮将锯开的口沿放置于瓮棺的一侧。经过清理，W6　共出土随葬品　59　件，其中玉器就有　56　件，计有玉人头像　6　件、玉虎头像5件、玉龙1件、玉蝉11件、玉鹰1件、璜2件、管10件、坠1件、珠5件、圆片2件、笄2件、柄形饰　5件、碎块5件。另外还随葬一件陶杯、一颗兽牙和一件石珠。在一个瓮棺内出土56件玉器，在全国来说尚属首次。

随后，考古工作者又对肖家屋脊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特别是在1989年两次发掘中，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大水塘西南部又发现一个瓮棺墓群，该瓮棺墓群以大型瓮棺墓　W71（71　号瓮棺墓）为中心，周围分布有瓮棺墓　35　座。W71坑口直径　0.8　米，深　0.55　米；葬具与　W6　的陶瓮相同，瓮内葬有成人肢骨及少量骨渣，随葬有玉虎头像、玉蝉、玉笄、长方形透雕片饰、玉环形器和碎玉片等　7　件玉器。

在1987年至1991年间，肖家屋脊遗址共进行了8次发掘，发掘总面积6500平方米，发现了157件石家河文化玉器，其中　109　件玉器出于瓮棺墓中。无独有偶，在江陵枣林岗石家河文化遗址，先后发掘了　46　座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墓，绝大多数瓮棺中都出有玉器。

据此，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在石家河文化早期主要是土坑墓，而在石家河文化晚期没有发现一座土坑墓，取而代之的是发现大量瓮棺墓，说明瓮棺葬成为石家河文化晚期先民的主要埋葬习俗。

石家河文化瓮棺墓墓坑平面形状主要为圆形，葬具多为小口矮直领陶瓮，这种陶瓮器形较大，可能是专门用作瓮棺葬葬具的，少数瓮棺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鼎、缸、罐作为葬具。大型瓮棺墓一般是用两件陶瓮相扣而成，其他稍小的瓮棺一般是用陶盆、钵、圈足盘、豆和器盖作盖。多数瓮棺墓的人骨已腐，仅残留骨渣，少数墓中残留肢骨或头骨。

较大的瓮棺墓，一般是成人墓，为了便于装殓，较大瓮棺的肩部都被整齐地锯开，装入人骨后再扣合而成。较小的瓮棺墓一般为婴幼儿墓。瓮棺葬中部分墓有随葬器物，随葬品中除少量的陶器、铜矿石和兽牙外，绝大部分均为玉器。玉器均出自较大的成人瓮棺墓中。较小的或是临时用作葬具的瓮棺葬，如圜底缸、盆形鼎、广肩罐等，一般不随葬玉器。

（七）宗教与礼仪祭祀

宗教与礼仪祭祀也是文明起源的要素之一。宗教与礼仪祭祀遗迹在天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也有重要发现。

天门石家河遗址群邓家湾遗址、肖家屋脊遗址发现有大量红陶缸遗迹，这些红陶缸有的倒置排列，有的则平行套接，但缸底大多并不相通。陶缸上往往有刻划符号，应当与宗教祭祀有关。其中邓家湾宗教活动中心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北部，共发现祭祀遗存6处，其中屈家岭文化时期4处、石家河文化时期

2处。遗址内发现许多塔形陶器，推测是宗教用品。还发现几处用大陶缸相套排列成弧形的遗迹，其中有的陶缸上刻有刻划符号，估计也与宗教活动有关。此外，邓家湾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了近万件陶塑品，包括猪、狗、牛、羊、鸡、猴、象、长尾鸟、龟、鱼等陶塑，还有成百件人抱鱼像，惟妙惟肖，生动传神。这些陶塑品出土位置相对集中，多出于祭祀遗存边缘的灰坑和洼地堆积中，其他区域比较少见，也不见于墓葬随葬。同时出土的陶器有红陶杯、小腹壶、罐、鬶、缸等，还有一些焚烧形成的炭末和红烧土，这些器物和焚烧现象可能与祭祀有关，红陶杯和陶塑品则可能分别是祭具和祭品。

印信台祭祀遗址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城壕的西侧，因地形似一枚方形印章而得名。2014年11月至2015年　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印信台遗址进行了发掘，在1.4万平方米的台面发掘出面积1175平方米的祭祀场所。

印信台祭祀遗址揭露出人工台基、大量瓮棺、大量红陶缸以及由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少量人骨残骸等遗迹，部分红陶缸上还有一些刻划符号。从文化特征分析，印信台遗址应是当时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一处特殊场所，也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遗址发现的大量陶缸可能是长江中游原始先民使用的一种独特的祭祀用具，陶缸首尾套接样式在长江中游地区极为罕见，表达了先民的某种心灵寄托。

石家河遗址群周边还发掘出多具遗骸，其中在部分的瓮棺里发现了婴儿的遗骸。研究认为，遗址群周边发现较多遗骸，说明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可能有用人做祭祀品的习俗，另一种情况可能是尊贵的人死后才有资格被葬在祭祀场所里。

此外，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玉器数量丰富、制作精美，特别是其中一些蕴含宗教礼仪意蕴的玉器，如玉钺、玉刀、玉璜、玉璧等，均折射出人类早期文明的曙光。

通过对石家河文化各类遗迹现象、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石家河遗址在距今　5900—3800　年的漫长时段内，经历了初兴、强盛、突变及衰落的阶段性变化，这个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中心聚落初步形成、文化引领与辐射、融入中原文明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石家河文化的初兴期，时段为距今5900—4800年。这个阶段历经近千年的缓慢发展，建成了中心聚落谭家岭城，故也称谭家岭城时期。

第二阶段是石家河文化的强盛期，时段为距今4800—4200年，是引领与辐射长江中游的重要时期，以石家河古城的建成为标志，故也称石家河城时期。随着面积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古城的出现，遗址范围随之扩大，形成了8平方千米的庞大聚落。此时，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形成文化面貌高度相似的文化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石家河遗址被视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第三阶段是石家河文化的衰落与突变期，时段为距今4200—3800年。这个阶段，显赫一时的石家河古城已经废弃，不再使用，遗存数量减少，瓮棺葬开始流行，地域文化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并逐步融入中原文明的怀抱。特别是至石家河文化晚期，随着中原文化的日益强盛和大举南下，一直平稳发展的石家河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影响，出现了大量来自中原地区同时期的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的性质、面貌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与石家河早中期文化存在文化谱系上的断裂与重大改变。对于这支后起的、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的新兴文化，学术界一般以“后石家河文化”称之。

20世纪90年代，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说法，即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夺目。具体而言，在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系统，在辽西地区有红山文化系统，在海岱地区有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石家河文化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良渚文化系统，在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区域性、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先生在《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一文中也指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起源的问题。只要对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文明的进程有个基本的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形成既是多元的，也是一体的，即所谓“多元一体”。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过程中，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区域，而石家河遗址则是长江中游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史前遗址。石家河古城是我国目前已被确认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城池，其附属地点之多、分布面积之广、出土器物之丰，在同时期遗址中罕见，具有稀有性、独特性的典型意义。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是研究我国史前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人口分布、聚落发展演变、民族形成与文明起源的重要遗迹，为探索长江中游文明的起源找到了重要的突破口，对于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距今4200—3800年，以后石家河文化出现为标志，荆楚地区走完了其漫长而曲折的新石器时代，进入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时期。至此，天门历史又掀开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