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市人民政府

　　内容提要：中唐之前茶叶消费水平很低，产量不高。唐代中叶陆羽首创“煎茶法”，这是中国茶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陆羽“煎茶法”改变了初唐时期落后的饮茶习俗,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获得了唐人的普遍认同。人们开始重视茶艺，掀起了鉴水热潮，开启了寺院茶风，宫廷茶艺有了改进，宫廷茶风形成，饮茶之风渐次蔓延到周边国家和地区。陆羽“煎茶法”的推广极大地刺激了茶叶的消费，出现了民间茶肆、茶坊，茶的商业化经营渐见端倪。市场对茶叶的需求旺盛，这对于唐代茶产业的发展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茶农有了扩大茶叶种植的驱动力，商家发现了增加茶叶流通与销售的商机。茶叶已成为执商品界牛耳的大宗商品，它的广泛流通强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茶税的开征成为封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茶叶的利益以不同方式福惠天下人。茶叶的广泛种植直接带动了山区农业的开发，形成了唐代八大茶区。茶叶消费水平的提升极大的刺激了名茶的培植。总之，茶叶消费的扩大拉动了唐代茶产业的发展，产量和贸易总量倍增。陆羽“煎茶法”的发明和推广是唐代茶产业获得突飞猛进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唐代、陆羽、煎茶法、茶产业

　　（正文）

　　荀子最早提出生产要“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的观点，也就是说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是发展生产的原动力。需要和生产之间有内在联系，是需要决定生产，而不是生产决定需要。质言之，是社会需要在直接或间接地拉动了生产力的提高，就是消费拉动生产。诚如马克思所言：“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

　　例如美国科学家史蒂夫·乔布斯，因为他发明了备受消费者欢迎的便携电脑，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文化消费，订单纷纷而来。因此1999年10月夺得“美国消费类便携电脑”市场第一名，一举创造了净资产83亿美元的销售记录，荣登2011福布斯财富榜。是乔布斯的发明刺激了文化消费，是迅速膨胀的文化消费拉动了美国电脑产业的大发展。同样的道理，唐代茶产业的大发展是基于茶叶市场容量的扩大，市场容量的扩大又基于茶叶消费量的逐渐扩大，茶叶消费量的逐渐扩大最直接的原因是茶神陆羽首创备受人们欢迎的“煎茶法”。

　　一、中唐之前的饮茶文化和茶产业

　　我们考察唐代中叶以降茶产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原因何在，气候、政策、劳动力、山区开发、经济重心南移诸如此类都是其次的因素，最最重要的是应从唐代的茶叶消费入手，弄明白中唐之后唐人特爱喝茶的缘由，弄明白唐朝周边国民特爱喝茶的缘由。

　　茶叶作为饮品始于两汉六朝时期，主要饮用野生茶。咋“喝”呢？唐代诗人皮日休总结说：“然季疵(陆羽字)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汤啜者无异也。”（皮日休《茶中杂咏序》）《诗疏》云：“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叶以为食。”《晏子春秋》云：“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晋人傅咸《司隶教》说，“蜀妪作茶粥卖”（《北堂书钞》卷144《酒食部》引）。东晋郭璞注释《尔雅》：苦荼“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唐本草》载：“茶作饮，加茱萸、葱、姜良。”唐樊绰《蛮书》云：“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 ，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即今云南景东县，为唐时南诏国重镇。《广雅》说，“饮茶时，用米汤浇覆之”。《广志》说，或以米和膏煎之（《太平御览》卷867《饮食部》引）。杨华《膳夫经手录》中云:“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杨华《膳夫经手录》）即使到中唐之初，饮茶方式仍无多大改变。唐代诗人储光羲《吃茗粥作》云：“当昼暑气盛，鸟雀静不飞。念君高梧荫，复解山中衣。数片远云度，曾不蔽炎晖。淹留膳茶粥，共我饮蕨薇。敞庐既不远，日暮徐徐归。（《全唐诗》卷136）这首茶诗真实地反映了中唐之初以茶作粥的吃法仍很普遍，“淹留膳茶粥，共我饮蕨薇”，蕨薇是两种野菜，嫩叶可食，常见于古诗，时为“贫者之食”。储光羲将茶与其它食物混煮成稠状，以此充饥，却饮以蕨薇汤液，显然，茶仅作食用，与饮料无缘。这是一种很落后的用茶法，较之茶羹还等而下之。中唐之前茶叶绝对不是人们须臾不可或缺的日用消费饮品。

　　陆羽对中唐之前的饮茶了然于胸，他认为在他著《茶经》之前数百年间流行的烹茶方式主要是痷茶和茗粥。《茶经·六之饮》言：“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于戏!”显然，陆羽对延续到唐代的茶羹习俗是持否定态度的，不客气地说用此法烹出的茶汤是“沟渠间弃水”（《茶经·六之饮》），并发出“习俗不已，于戏”的慨叹（《茶经·六之饮》）。

　　陆羽对前朝茶事不满意的地方是不该茶、食同煮，也就是说他不认为“茶羹”是值得提倡的好茶俗。

　　那时候，人们除采摘野生茶而外，有以茱萸、柜子之属冒称为茶的，所以，晋人张华、刘琨等人非常强调要饮用“真茶”。当时茶的制作技术也不精到，《茶经》说，“采不时，造不精，饮之成疾”。南朝沈怀远《南越志》说，“茗苦涩”。所以，晋惠帝司马衷(291～306)时代清谈家王濛请人喝茶，竟被讥为 “今日又要遭水厄了!”不是人们不喝茶，而是当时的品饮之法太缺乏吸引力，启动不了人们的消费情绪。

　　大体说来，在中唐之前数百年间茶叶消费者仅仅限於狭小区域，“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或仅限于特定阶层，唐以前记载饮茶的主要是封建上层人士，主要是少数文人借茶谈玄说怪，多数文人还在茶文化圈外，所以留存的茶诗、茶文极少极少；或为药用，用茶提神醒脑助消化，常载入医家的处方或药书；或可代酒祭祖，《山海经》、《礼记》、《尚书》以及陆羽《茶经》等古书中都有记载。

　　前面说过，消费源于喜好，生产则以消费为中心渐次展开。中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茶艺不精，饮茶的嗜好一时难以形成，饮茶既无普遍的风尚亦非一方习俗，饮茶文化只是处于萌芽阶段，人们普遍的倾向是爱酒不爱茶，出了许多著名的酒徒，却鲜有知名的茶人。如此情况，发展茶叶生产就无驱动的力量。加之政权更迭频繁，战乱频仍，农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农民只急于解决眼前温饱，无暇顾及经营茶业。从陆羽《茶经》的记载可以看出，那时的产茶地十分分散，根本谈不上规模经营和商品生产。

　　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陆羽首创“煎茶法”

　　陆羽有言：“天育万物，皆有至妙。”(《茶经·六之饮》)茶事亦然，积千百年经验，迨至唐朝已发展成为一门文化艺能，是一门非经过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的专门学问。其不可小视之处，在于“茶有九难，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月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茶经·六之饮》)。以干克难，学问出焉。择其大端，载入《茶经》，曰：“阴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别也；膻鼎腥瓯，非器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飞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缥尘，非末也；操艰搅遽，非煮也；夏兴冬废，非饮也。”煮法暂且不论，求艺之精须善于鉴茗、品水、看火、辨器。  唐人赵璘《因话录·商部》云：陆羽“始创煎茶法”。

　　煎茶法又称煮茶、烹茶、煮茗。

　　陆羽煎茶法用的是茶饼，故不能直接冲泡，而要经过几道加工程序。其法见于《茶经·五之煮》，其程序是：炙茶、碾茶、筛茶、煮水、投茶、酌茶、吃茶等。照此办理，便可煮出大好茶味，其先进之处非痷茶、茗粥可比。

　　陆羽的创造给唐人带来了美好享受。他的煎茶法因其美妙而成为一门艺术；没艺术素养的人煎不出“陆氏茶”，只配消受“沟渠中弃水”耳。

　　陆羽深知，推广煎茶法的关键是要有好茶可用。陆羽精研如何才能制出好茶,他总结前人经验，草创蒸青制茶法，形制以饼茶为主。制茶工序在《茶经·三之造》里说得很明白，“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自采至于封，七经目矣”。陆羽总结或者完善的制茶工具包括：采茶工具籯，蒸茶工具灶、釜、甑、箅、谷木丫，成型工具杵臼、规、承、襜，列茶工具芘莉，干燥工具棨、朴、焙、贯、棚，封藏工具穿、育。不算配件，7道工序使用了16种工具。总结其制茶工序，步骤是：负籝而采之，入甑蒸之，入碓捣之，成型拍之，以贯穿之，茶饼封之。（《茶经·二之具》）

　　为了确保茶品，与之配套的是品水之法，因为水为体、茶为魂，魂不附体则殆矣！陆羽《茶经·五之煮》写道：“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陆羽鉴水总分三类：山水、江水、井水。鉴水优劣的标准有二：一是流动，“流水不腐”；二是无污染。据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所言：陆羽曾对湖州刺史李季卿说过，天下之水，楚水第一，晋水最下，详而论之，则有二十等。

　　为了确保茶品，与之配套的还有辨器之法，《封氏闻见记》云：“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陆羽兼顾唐代各个阶层的审美情趣和品茗需要，创制了一套“陆氏茶具”，并载入《茶经·四之器》。按其功用可归为8类，即：

　　1、生火用具4种，包括风炉和灰承、筥、炭挝、火筴；

　　2、煮茶用具3种，包括鍑、交床、竹夹；

　　3、调茶用具4种，包括纸囊、碾和拂末、罗合、则；

　　4、水具4种，包括水方、漉水囊、瓢、熟盂；

　　5、盐具2种，包括鹾簋、揭；

　　6、饮茶用具2种，包括碗、札；

　　7、藏陈用具3种，包括畚、都篮、具列；

　　8、清洁用具3种，包括涤方、滓方、巾。

　　以上为陆羽茶具的全部内容。

　　陆羽首创“煎茶法”意义何在？北宋诗人陈师道有一个总体的评价。他整理校正《茶经》一书，在《茶经·序》中云：“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逮邑里，外及异域遐陬，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特可谓智矣。”充分肯定了陆羽著《茶经》划时代的意义，“其用于世亦自羽始”，有开创之功。“用”什么？当然主要指陆羽首创的煎茶法和与之配套的制茶法。“用”的结果是茶风普及、茶俗形成：茶风普及到全国各地，普及到各个阶层，宫廷民间，海内海外。并有了茶宴、茶市、茶商等等，进而由消费领域向商业领域、产业领域延伸。陆羽著《茶经》推动的不仅是文化，还有巨大的经济效应。

　　陆羽“煎茶法”推动了饮茶风尚的形成

　　陆羽“煎茶法”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获得了唐人的普遍认同——

　　最典型的赞词莫过于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云：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腑习习清风生。”（《全唐诗》卷388）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脑。”（《全唐诗》卷821）北宋梅尧臣作《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全宋诗》卷259）该诗明确地说明了陆羽“煎茶法”引起了唐宋人们的极大兴趣，获得了普遍认同，陆羽的创造拉动了茶叶消费。

　　陆羽首创“煎茶法”后，人们开始重视茶艺——

　　相传代宗时期，喜茶且善于品茶的智积和尚被请进宫中，智积非“渐儿（陆羽字鸿渐）茶”不饮，代宗不相信陆羽的精湛茶艺，便召进宫中，让其一显身手。（董逌《跋陆羽点茶图》、《记异录》）有常伯熊者对陆羽的茶艺很赞赏，学习掌握并加以发挥补充，推动“茶道大行”，形成“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的兴旺局面。（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怀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衫，戴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中唐宰相李德裕精于茶理，他认为天柱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日开视，其肉已化为水矣。众伏其广识也。”（《太平广记》卷412《草木·茶》篇，《消食茶》）茶艺已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热点，谁懂茶艺谁便吃香，精于茶艺的便是“茶星”，“追星族”趋之若鹜。他们竟将同时代的凡人陆羽拔高，誉之为“茶仙”（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陆羽》卷3）、“茶神”（《新唐书·隐逸》）、“圣人”（唐·周愿《三感说》）

　　陆羽煎茶法得到了唐代广大文化人的认可，煎茶法的程序在唐诗中有较为全面地反映——

　　晚唐诗人秦韬玉所作《采茶歌》描写了陆羽煎茶法由采到煮到饮的全过程，诗云：“天柱香芽露香发，烂研瑟瑟穿荻篾。太守怜才寄野人，山童碾破团团月。倚云便酌泉声煮，兽炭潜然蚌珠吐。看著晴天早日明，鼎中飒飒筛风雨。老翠香尘下才熟，搅时绕箸天云绿。耽书病酒两多情，坐对闽瓯睡先足。洗我胸中幽思清，鬼神应愁歌欲成。”（《全唐诗》卷670）晚唐诗人李咸用《谢僧寄茶》与秦韬玉的《采茶歌》异曲同工。类似的煎茶诗还有白居易的《睡后茶兴忆杨同州》、徐铉的《和门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韵》等等。“煎茶法”炙茶、碾茶、罗茶、煮水、投茶、酌茶、吃茶7道程序皆有若干唐诗可以佐证之，不一一列举。

　　陆羽首创品水标准掀起了鉴水热潮——

　　张又新《煎茶水记》中记载了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时与陆羽较定水品的故事。宋人欧阳修作《浮槎山水记》评论《煎茶水记》说：“又新妄狂险谲之士，其言难信，颇疑非羽之说。及对浮槎山水，然后益知羽为知水者。”他质疑所谓的陆羽“天下名水榜”，对陆羽鉴水还是佩服的。唐代文学家独孤及在《惠山新泉记》中记载吴锡令敬澄和陆羽二人相得甚欢，合力“双垦袤丈之沼，疏为凿流，使瀑布下钟，甘流湍急”，于是惠山新泉因名人而名噪天下。据唐代无名氏所著《玉泉子》记载，唐代宰相李德裕喜饮惠山泉，竟不惜劳民伤财，命人以坛装水密封，由无锡千里“铺递”京师，辟了一条“名泉路”。陆羽游历天下，一方面考察茶事，同时也品尝天下名水。据唐人张又新的《煎茶水记》所云，陆羽还曾评定天下名水，开列《名水榜》。已故刑部侍郎刘伯刍也开了一份排名录，开列“刘氏榜”。 孰为天下名水？陆、刘、张三人意见相左，这桩公案引起了后世文人的兴趣，卷入孰为天下第一名水的争论中。卷入争论的有宋代古文大家欧阳修、宋徽宗赵佶、明人田艺蘅、清人汤蠹仙等人，各有专论，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品水公案”发表意见的历代茶人还有钱椿年、顾元庆、孙大绶、张源、高濂、俞樾、朱权、许次纾等人。最终是清乾隆皇帝用“称水法”一锤定音，确认北京玉泉水为钦定“天下第一泉”，并亲撰《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自此息了纷争。

　　陆羽曾有过寺院生活的漫长经历，又广交僧道朋友，他的煎茶法直接开启了寺院茶风——

　　《封氏闻见记》说：“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寺院饮茶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了，但当时主要是食用和药用，而且仅限于个别有条件的僧道人士。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降魔师的这一决定反映了广大僧人的迫切要求，从此茶事堂而皇之进入山门。不用说，北方僧人饮茶很快形成时尚，其影响波及全社会，如《封氏闻见记》所言：“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向仿效，遂成风俗。”陆羽于上元元年（760）隐居余杭苎山开始整理《茶经》初稿，至建中元年（780）《茶经》付梓后，是在唐玄宗开元（713——741）之后。综合唐诗中所反映的茶事以及唐朝当时的茶叶经济情况，彼时不大可能出现“人自怀挟，到处煮饮”的盛况，《封氏闻见记》亦未确指。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谈及初唐及中唐茶叶生产情况时指出:“茶......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唐·杨华《膳夫经手录》）封氏所言有两解：其一，是说在陆羽著《茶经》之前开元年间社会上已有“煎茶法”的萌芽，陆羽总结人们的创造或集其大成；其二，是说陆羽首创“煎茶法”之后“煎茶法”大普及，唐朝社会出现了“人自怀挟，到处煮饮”的盛况。泰山灵岩寺降魔师的功劳是开了一个好头，然全民茶风的形成当是陆羽首创“煎茶法”的功劳。继泰山降魔师认可僧人饮茶无形中成为修持内容之后，中晚唐的怀海禅师又进一步将饮茶列入《百丈清规》。《百丈清规》对于茶学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将其制度化，使广为流行的陆羽“煎茶法”在寺院扎下根来。自百丈之后，僧人茶事就不仅仅是僧人的物质需求，并上升成为精神需求，乃至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不能等闲视之。“安史之乱”后，士子们心灵出现巨大的落差，渔阳动地的鼙鼓惊醒了天堂梦，叛军惊魂的铁蹄踏碎了温柔乡，于是理想幻灭、希望落空、自信心崩溃。孔孟无药可施，老庄救心乏术，恰在士子无奈的时刻，南宗禅投其所好，提供更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足以抚慰乱世游子，吸引他们投入释氏怀抱，成为儒门佛子。这样就给儒教茶与佛教茶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契机，使陆羽“煎茶法”上升到更高的文化层次，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确立了“煎茶法”作为大唐茶艺的无可取代的主流地位。怀海制定《百丈清规》后半个世纪，佛门茶事的文化层次迅速提高，不再执着于驱睡悦志，也不止步于自然无力的道家思想，僧人在饮茶中发现自己，见性成佛，向佛学和美学的最高境界——禅境挺进。茶文化史上的这次飞跃发端于从谂禅师(778～863)，他嗜茶成癖，动辄就说“吃茶去”，因此而形成一桩“公案”。（《广群芳谱·茶谱》）他的“吃茶去”已成禅僧机锋语流传千载，它是“茶禅一味”(或“茶佛一味”)肇始的标志，是佛教茶有别于儒、道而独具特色的标志，是佛教茶具很高文化品位的标志。当代诗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有诗云：“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1989年赵朴初为中国茶文化展示周题诗）到公元9世纪中叶，佛教茶文化已是“法相”初具，饮茶成为和尚家风，几乎是无僧不饮茶，僧无日不饮茶，寺院和僧人已成为大唐茶叶消费和生产的主体之一，而且对于宫廷和知识界的茶叶消费起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陆羽“煎茶法”直接影响了宫廷茶艺的改进和宫廷茶风的形成——

　　开元之前唐宫茶风不盛，大半原因在于当时流行的烹茶法实在不敢恭维，居住在皇宫里面的贵人们对于茶食一锅熬的吃茶法不会有多大兴趣。中唐之后宫廷对茶叶的需求量大增，李适贞元五年(789)规定湖州贡茶分五等，第一等贡茶必须于清明节前陆运京城长安，行程4000里，名曰“急程茶”。 为何如此催逼?原因是天子要尝新茶，并要办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据史书记载，当时常、湖二州，为了清明贡茶，在立春前后从四面八方征调工役30000余人，导致百业俱废。采焙完成，装入价值连城的茶盒内，然后日夜兼程，置骑传送，不知累死多少宝马良驹!贡茶运抵京师，皇帝皇妃笑脸相迎：“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张文规《明州贡焙新茶》）宫廷茶叶消费需求的增加与陆羽“煎茶法”有直接的关系，是陆羽“煎茶法”的引进培养了宫廷内的消费群体。这个判断可以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宫系列茶具上得到印证。这套美轮美奂的茶具是作为佛骨舍利的供养物而置于地宫内的，是按密教曼荼罗坛场的仪规放置的。同时出土的有《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石碑，简称《物帐碑》，碑载：“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暂不考察这套茶具的工艺之美、质地之优、造价之昂、品位之高，也暂且不论茶佛之间的结缘，仅就茶艺论，我们可以得知唐代皇帝是如何吃茶的了!他们一般是先烘焙茶团，用茶碾碾细，用罗罗之，用则量之，入炉烹煮，佐以椒、盐，然后盛于盏内饮之，——基本上是陆羽“煎茶法”的套路。

　　陆羽“煎茶法”对大唐周边国家和地区饮茶之风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陆羽“煎茶法”还成功地培育了大唐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饮茶之风。《封氏闻见记》总结说：“(饮茶)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吐蕃民族在唐人茶风的熏陶下，成为了饮茶民族。“唐代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风似汉家。”史载：湖南衡山茶“自潇湘达于五岭”，“交趾之人，亦常食之”，交趾即今越南，唇齿相依的邻国。早在唐代，受其熏陶，越南人已有饮茶时尚。朝鲜半岛在6-7世纪新罗为求佛法前往中国的僧人中，载入中国《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在唐土饮茶，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857—？）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两句话，描写的便是陆羽首创的煎茶法。日本弘法大师空海和尚于804年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麿来到长安，在青龙寺向惠果学习密宗教义。他到来的时节正值中唐，此时陆羽《茶经》风靡全国，饮茶已成比屋之饮。这些僧人入乡随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空海于弘仁五年（814）闰七月二十八日献《梵宇悉昙字并释义》等书时所撰的《空海奉献表》呈给嵯峨天皇，汇报在华日常生活云：“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遣唐僧空海和最澄于公元805年由唐返日，这时在唐朝居留多年的西明寺老僧永忠也加入最澄一行的归国行列。最澄在唐朝停留只有半年多，永忠在唐学习了三十多年，因此他们认为：是永忠将中国的佛教思想和唐代茶法、制茶、泡茶之技传给了最澄。日本当时沿用的是中国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经国集》有一首题为《和出云巨太守茶歌》，诗中描写当时的煎茶程序：将茶饼放在火上炙烤干燥（“独对金炉炙令燥”），然后碾成末，汲取清流，点燃兽炭（“兽炭须臾炎气盛”），待水沸腾起来（“盆浮沸浪花”），加入茶末，放点吴盐，味道就更美了（“吴盐和味味更美”）。煎好的茶，芳香四溢（“煎罢余香处处薰”）。这一时期的日本茶文化，是以嵯峨天皇、永忠、最澄、空海为主体，以弘仁年间（810——824）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一段时间构成了日本古代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学术界称之为“弘仁茶风”，当时用的是中国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

　　“煎茶法” 的推广拉动了唐代茶叶的消费

　　陆羽“煎茶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饮茶兴趣，从而有效地刺激了茶叶的消费，扩大了茶叶的内需和外需。

　　“煎茶法” 的推广培养了茶人群体，人们饮茶成风，嗜茶成癖——

　　封演《封氏闻见记》说：“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言其唐代各个阶层人士皆饮茶，不分贫贱贵富，不分妇孺老幼，人人沉溺其中，朝朝暮暮饮之，不分白天黑夜。唐人斐汶在《茶述》中说:“茶，起於东晋，盛于今朝，……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人嗜之若此者，西晋以前无闻焉。”（唐·裴汶《茶述》）“人人服之”足见普及程度之高，“永永不厌”足见爱好之切，“得之则安，不得则病”简直是须臾不可或缺。随着茶叶饮用的普遍化，茶叶消费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人李珏指出:“茶为食物，无异米盐，於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唐·李珏《论王播增榷茶疏》，《全唐文》卷720)民间茶叶消费习惯的形成构成了唐代茶叶消费的庞大主体，对于唐代茶业消费的拉动没有什么力量能超越民间的消费狂热。

　　“煎茶法”的推广，导致民间茶肆的出现，茶的商业化经营渐见端倪——

　　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邹、齐、沦、棣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店铺便是茶肆。《旧唐书·王涯传》亦云:“(宝历)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事败，……涯等仓皇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并其家属奴婢，皆系于狱。”榷茶使王涯在甘露事变中曾逃至茶肆避难。民间茶肆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镇经济的繁荣，也是中国茶的商业化经营的标志。

　　“煎茶法” 的推广扩大了茶叶的消费范围——

　　陆羽《茶经·六之饮》说：“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全国饮茶，以“两都并荆渝间”最盛，“以为比屋之饮”大概是家家饮茶、人人饮茶。封演云:“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饮茶不再是半壁江山，而是风靡全国，南人饮北人亦饮之。不仅仅如此，中国饮，塞外诸国亦饮。“......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李肇《唐国史卷》卷下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氵邕　　　 湖者。”赞普有如此多的内地名茶，足见藏区彼时茶事大兴。茶流于塞外的另一途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将茶叶运往边陲，交换突厥、回讫、吐蕃的骡马、骆驼，史称“茶马互市”。边关设有交易场所，如今陕西宝鸡专区的陇县，历史上是唐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易点。《封氏闻见记》载：“(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马是古代十分重要的“军用物”，茶马交易不仅开了财源、睦了邻邦，而且加强了唐帝国的军事实力。同样的记载还见于《新唐书·陆羽传》：“天下普遍好饮茶，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骡马互市。”《册府元龟》载：肃宗乾元中(758～759))、代宗大历八年(773)、德宗贞元六年(790)、宪宗元和十年(815)、文宗太和元年(827)多次以茶、丝万计易马万匹。可见交易时间之持久、规模之大。中国茶沿丝绸之路传回鹘、再传波斯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各国乃至罗马。本世纪初在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唐代变文：王敷的《茶酒论》，内云唐茶是“浮梁、歙州，万国来求”，“浮梁”即今江西景德镇，唐代著名茶叶集散地，曾写于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歙州”产茶，生产地在婺源(今江西婺源)。阿拉伯人所著《印度中国航海记》载：唐宣宗大中五年(851)，“(中国)有一种冲入热水以为饮品的植物……其名为Sakn，中国各都邑皆有贩卖……，此物有苦味。”……至今，阿拉伯人饮茶风气很盛，不逊于茶之故乡中国，自唐算起，迄今亦有千余年饮茶历史了。自唐始，周边少数民族逐渐养成饮茶习惯，由于其饮食结构多肉食，茶更成为不可替代的饮品，久而久之，“四夷”渐如中土，如唐人一样“一日不可无茶”了。

　　唐代茶叶的消费拉动了茶叶经济的大发展

　　陆羽“煎茶法” 的推广带来的显著变化是茶叶消费大增，市场对茶叶的需求旺盛，这对于唐代茶产业的发展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茶农有了扩大茶叶种植的驱动力，商家发现了增加茶叶流通与销售的商机。“煎茶法”发明后不久，唐代的茶叶生产已异军突起，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产业。于是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的产业结构因茶叶经济的提升而极大的改变；茶叶已成为执商品界牛耳的大宗商品，它的广泛流通强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茶税的开征成为封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茶叶的利益以不同方式福惠天下人，各皆得其利。

　　茶叶种植的开发直接带动了山区农业的开发——

　　在此之前，唐代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很不平衡，粮食作物的主产区在平原地带，而根据陆羽《茶经》的论述，茶叶更适宜山区种植，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为了满足茶叶的消费需求，茶叶首先在山区广泛种植，社会生产力因此经历了一个由平原、坝区向山区转移的过程。据张途所见，唐代，祁门县一带，“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全唐文》卷802，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 ）。祁门之外，其它许多地方的情况大多类此。如益昌县，“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全唐文》卷795，张樵《书何易于》）。陆龟蒙曾隐居顾渚治山，且“置园顾渚山下，岁取茶租，自判品第 。”（《新唐书·隐逸·陆龟蒙传》）陆龟蒙把园租给农民，雇农租 入的茶园以实物（饼茶）向茶园主交纳地租。唐代制茶作坊，一股都设在茶山中。皮日休《茶舍》诗云：“阳崖枕自屋，几口嬉嬉活。棚上汲红泉 ，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后，中妇柏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 。”反映了作坊是靠着山崖。南方广大山区茶叶种植几乎成了当地人民生产的唯一行业和生活的唯一来源。茶叶如此大规模的种植，使过去荒芜的山区土地得到了有效的垦殖利用，实现了资源的经济价值，同时还使不少原来人迹罕至的地方逐渐出现了村落，这就为山区的进一步开发积累了资金和劳力，推动着山区开发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向前迈进。

  　　 茶叶的广泛种植形成了唐代八大茶区——

　　陆羽《茶经·茶叶产区》专门论述了唐代茶叶产区，他根据自然地理，把产区划分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八个道，即八大产区43个州。遍及现在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河南、贵州、四川等13个省。据有关专家研究，由于陆羽考察条件的限制，遗漏了很多产茶州县，例如我国茶树原产地云南，根据唐代诗歌、传记等史料，还应补列扬州、昇州（今属江苏），温州（今属浙江），庐州、池州（今属安徽），饶州、信州（今属江西），封州（今属广东），永州、朗州、岳州、溪州、辰州、沄州（均属今湖南），归州、施州（今属湖北），泽州（今属陕西），燮州、渝州、涪州、资州、嘉州、利州、茂州（今属四川、重庆）等24个产茶州。（《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和种类》，来源:互联网，作者不详）。又有专家统计，唐代我国的产茶州县达69个之多。唐代产茶区域之广阔几乎与今之茶区相当。

　　茶叶消费水平的提升极大的刺激了名茶的培植，唐代茶产业出现了名茶辈出、品类齐全的可喜局面——

　　唐代的名茶不少，根据唐代李肇《国史补》记载有：“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这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名茶中以四川蒙顶茶为第一，号称“仙茶”。浙江紫笋茶，江苏宜（义）兴的阳羡茶同列第二。这些都属于国家级的名茶，还有很多地方级别的名茶，不胜枚举。茶中珍品，盛极一时。茶叶种类有：粗茶、散茶、未茶、饼茶四种。（《茶经·六之饮》）

　　茶叶消费的扩大拉动了唐代茶产业的发展，茶叶产量和贸易总量倍增——

　　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发展迅速，如《封氏闻见记》所载，南方各地所产的茶叶，源源“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唐代茶叶产量史无记载。但根据税额、传记、野史等资料推测约为80万担，还有贡茶、私茶、礼品茶未包括在内，其产量可能要大于这个数字。陈椽先生根据唐茶税总额40万贯，依据10％的税率，推算唐代茶叶贸易的总值为400万贯。然后取宋代三等茶价每斤约40文与之相乘计算唐代的茶产量。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唐代茶叶产量已超过1亿斤。（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方健《唐宋茶产地产量考》已提出质疑，方健先生以唐代的茶税数额为主要依据，再考虑贡茶和耗茶等因素，推测唐代茶叶产量为2000万斤左右，最高年份不超过4000万斤。（方健《唐宋茶产地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自建中元年(780年)起，官府开始征收茶税。贞元初年，“岁得钱四十万贯”。贞元十年，达50万贯。武宗和宣宗时，由于加强了对茶叶贸易的控制，“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即到80万贯左右。当时，茶税税率是“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唐会要》卷84《杂税》）即1／10。以此计算，唐代一般年份，茶叶贸易总值为400万～500万贯，最高年份达800万贯左右。（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唐代中叶以降陆羽首创“煎茶法”，这是中国茶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陆羽“煎茶法” 极大地提升了茶叶消费水平，茶叶消费的扩大拉动了唐代茶产业的发展。我们的结论是：陆羽“煎茶法”的发明和推广是唐代茶产业获得突飞猛进的直接原因。

　　主要参考书目

　　《荀子·礼论》、唐·皮日休《茶中杂咏序》、《诗疏》、《晏子春秋》、晋·傅咸《司隶教》（《北堂书钞》卷144《酒食部》引）、东晋郭璞注释《尔雅》、《唐本草》、唐·樊绰《蛮书》、《广雅》、《广志》（《太平御览》卷867《饮食部》引）、唐·杨华《膳夫经手录》、唐·储光羲《吃茗粥作》（《全唐诗》卷136）、唐·陆羽《茶经·六之饮》、南朝·沈怀远《南越志》、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唐·赵璘《因话录·商部》、唐·陆羽《茶经·五之煮》、唐·陆羽《茶经·三之造》、唐·陆羽《茶经·二之具》、唐·陆羽《茶经·四之器》、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全唐诗》卷388）、唐·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全唐诗》卷821）、北宋·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全宋诗》卷259）、董逌《跋陆羽点茶图》、《记异录》、《太平广记》卷412《草木·茶》篇《消食茶》、元·辛文房《唐才子传·陆羽》卷3、《新唐书·隐逸》、唐·周愿《三感说》、唐·秦韬玉《采茶歌》（《全唐诗》卷670）、唐·张又新《煎茶水记》、宋·欧阳修《浮槎山水记》、唐·、独孤及、《惠山新泉记》、唐·、无名氏《玉泉子》、唐·、怀海禅师《百丈清规》、《广群芳谱·茶谱》、1989年赵朴初为中国茶文化展示周题诗、唐·张文规《明州贡焙新茶》、《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唐·陈陶《陇西行》、唐·崔致远《谢新茶状》（《全唐文》）、唐·斐汶《茶述》、唐·李珏《论王播增榷茶疏》（《全唐文》卷720)、《旧唐书·王涯传》、唐·李肇《唐国史卷》卷下、《册府元龟》、唐·王敷《茶酒论》、唐·白居易《琵琶行》、《印度中国航海记》、唐·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 （《全唐文》卷802）、唐·张樵《书何易于》（《全唐文》卷795）、《新唐书·隐逸·陆龟蒙传》、唐·皮日休《茶舍》、陈椽《茶业通史》、方健《唐宋茶产地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唐会要》卷84《杂税》、《漆侠先生纪念文集》